陈晟：之前我们一直盯着需求，可能顶层设计做得不够。国五条之后相关的领导到各个部委去做过调研，顶层设计在三中全会里面也有相关的体现，只是它不是讲房产，但是这就对了，不讲房产反而是对了。顶层设计我觉得针对房地产的无外乎四个方面。第一个货币政策，我们可能会把直接间接融资放直接融资，实际上就是银行的贷款会下降。第二个税收，房产税一定会增加试点，当然这有立法的问题，是一个谨慎的过程。第三个就是保障房的比例，这是政府必须要完成的，算下来大概5200万套，占整个的市场20%。最后一个，也是我认为未来调控可能会准确的一方面，18亿亩耕地红线以外，我们开始了农村的建设用地跟城市的建设用地同权供应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定供不应求，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可能是农村的这些土地可以替代我们城市过高的工业和商业的指标，提高住宅用地的指标，供应增加了，市场就能平稳下来。

 倪建达：我觉得我们市场人士研究市场需求是应该的，研究政策是有问题的，这本身就是我们房地产价格飙升的一个重大原因。哪天我们做地产投资的，我们买房子的人都不要去研究就政策，就是你喜欢了我就有能力去买了，或者说这个价格是到你心里的价位，那这个市场就变得健康了，变得正常了，所以我认为在如此的环境下，出台任何政策都没有用，因为出台的这些政策，你们分析下来，跟我们感受下来可能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新政，限购限贷早就规定了，没有什么新政，无非就是二套房的门槛提高了，我认为买得起房子的人会更少，而买得起房子的人根本不在乎这个价格，所以价格会更高，所以不要去用行政的手段去干预。

 王钰林：北京、上海、深圳相继出台（新的调控政策），实际上是这段时间这几个城市房价涨幅比较快，都超过20%了，所以压力非常大。而且它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需求还这么大，它反映的还是供需矛盾，需远远大于供。但是解决供需矛盾，供肯定要解决，但是靠供解决我们目前这种差异性的城市建设差异性的问题、消费差异性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这几个城市现在出台的政策主要是抑制需求，这样能缓解一些压力。上海要求二套房首付比例从60%提高至70%，就这10%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可能又需3年到5年才能攒到，这就缓解了3年到5年。所以政策还是有效果的。

 倪建达：我认为各种政策频繁出台就是给了我们未来的市场不确定的预期。政策频繁出台会伤害到一批人，比如说第二套改善性需求的，原先只要60%就可以了，好不容易筹到了60万块钱，等筹到了，要准备下定金了，调整到70万了，而这一群人等到筹到70万块钱的时候，发现房价已经涨了一倍了，这一群人太无辜了。政策老是调整，这群人谁来保障他们的权益？我认为政府就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策，让我们的老百姓在做自己重大决定的时候，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蔡为民：让市场的纯粹回归市场，这个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只能说政策干预、行政干预的力量要放到基础的位置，跟市场对调。原本我们的说法是市场作为基础性作用，现在变成决定性作用，而要做成基础作用应该是行政的调控。关键来讲就是变成市场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能够完全放开，放弃行政干预，只能说不能像过去这样，动不动就是国几条，国几条。

 梁伟平：根据我们以往的观察，一个政策出来，交易量如果在连续三到五个月有比较明显的压制作用，那对房价有一定的作用。我们现在观察到，这次的11月8号出来的政策对整个交易量或者老百姓心态的影响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