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家
刷到朋友发来的短视频时，我正坐在桌前发呆。屏幕里，那棵古银杏披了一身黄金甲，叶片在初冬的风里簌簌地落，铺了一地暖色。我盯着那片金黄愣了很久，指尖仿佛还残留着多年前桂阳北乡泥土的湿润感，思绪被猛地拽回那段奔走在田间地头的驻村时光，以及此后长达十多年的牵挂。
那是2009年12月，初冬的寒意刚刚漫上来，我改行至欧阳海镇人民政府工作，随即不久被安排到大窝、周塘两个村子驻村。那时，“振南村”这个名字还未诞生，两个村落各守一方土地，村道蜿蜒曲折，田垄相连，铺展在桂阳北乡辽阔而质朴的大地上。
记得第一次深入这两个村子，是在一个雨后。泥泞的土路粘着鞋底的泥巴，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村干部走访。走过田埂，穿过那片低矮的农舍，常常会远远望见村前那座民国年间修建的振南书院。那时它老旧得令人心惊：墙面上留着岁月风化的裂痕，青苔爬满了墙根，木窗棂歪歪斜斜，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风中沉默地守望着几代人的读书梦。
驻村的日子忙碌而琐碎。入户走访、调解纠纷、实地踏勘……我的足迹遍布大窝的每一条巷弄和周塘的每一块田头。常常是刚从一个村民家出来，裤脚还沾着菜叶，转身又走进另一户人家。而在这些奔波的间隙，书院那座青砖木楼、飞翘檐角，总是静静地立在视野的尽头，成为我疲惫时抬头就能看见的坐标。
2013年，因工作调动，我离开了欧阳海镇。身份从“乡镇驻村干部”变回了普通的旁观者，但我对振南书院的关注从未减少。每当路过欧阳海镇区，目光总忍不住投向那个方向；每当听闻村里有点滴变化，心里总会泛起涟漪。那种牵挂，不再仅仅是工作职责，更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情感羁绊。
后来，因村级区划调整，大窝村与周塘村合二为一，并以书院之名，定名为“振南村”。那一刻我深感欣慰——这座乡民自发捐建的老学堂，不仅成了新村的根，更赋予了这片土地厚重的文脉。
振南书院始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占地1300余平方米，由龙氏家族及附近七个自然村的村民自发捐建，“你一文我一文”，仅用七个月便建成办学。书院坐北朝南，主体呈长方形，正南面墙体呈“山”字形，上下二层砖木结构，八间教室整齐排列。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初为小学，后兼办初中，连续办学七十二载，鼎盛时周边学子慕名而来，人数达三百余人。那是桂阳北乡最响亮的读书声，也是无数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起点。
2002年前后，因校舍老化，书院停办，空置了十余年。直到2018年，桂阳县委、县政府拨款修缮，修旧如旧。当我再次走进修缮一新的书院，看着青砖黛瓦重现光彩，曲径通幽间书声琅琅，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它醒了，带着百年前的文气，重新拥抱这片土地。
“这里是振南人精神的摇篮。”年逾八旬的龙有常老人，是振南书院最后一任校长。书院停办后，他任凭子女怎么劝都不愿离去，执意守在这片青砖灰瓦间。
“我的爷爷参与修建书院，父亲曾是四大校董之一，我及儿子和孙女都在这里读过书，整整五代人。”龙老站在天井里，手指轻轻抚过斑驳的木柱，眼神浑浊却深情。他说，等孩子们回来了，有机会还想再站上讲台，给他们讲一讲书院的历史和文化。大厅上方悬着一顶硕大的“斗”，雕刻栩栩如生，横梁上挂着文房四宝，那是读书人永恒的念想。
振南村自古以来崇文尚学。龙氏家族曾设“帮学”制度，凡从振南书院走出去、考入高校的学子，都能从乡民捐助的助学基金中获得帮学金。墙上石碑一笔一划刻着当年的助学明细，记录着乡贤们对知识的敬畏与托举。龙老手里还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记着近百年来书院培养的人才：“原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李干廷、省人大委办主任龙昭阳、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等功臣龙常棣……”
“这些都是振南的骄傲，”龙老指着那些名字，声音有些颤抖，“是书院文脉生生不息的来处。”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那些年走过的泥泞路，连接的不仅是村庄与村庄，更是过去与未来；那些挨家挨户记下的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对读书改变命运的朴素信仰。
清晨的阳光洒在田垌上，流水缓缓淌过。那棵两百余年的古银杏立在书院旁边，树围九米，得两三人才能合抱。它比书院年长，看过书院的兴衰，看过学子们的来来去去，看过叶子一年一度由绿转黄，黄了又落，落了又黄。
我关掉视频，窗外没有银杏。但我知道，振南书院的银杏叶此刻正黄得沉静，黄得笃定——黄在檐下，黄在田埂，黄在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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