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湘南多地的摩崖石刻群,或藏于幽谷深处,或悬于临江绝壁,如同沉默的史书,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信仰、文脉与审美追求。
湘江最长支流耒水,永兴段唤作便江,便江北岸的侍郎坦中,有两方摩崖石刻“昌黎经此”,一方阳刻一方阴刻,字硕笔壮,经鉴定为韩愈真迹,侍郎坦摩崖石刻群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即日起,湖南日报社郴州分社与永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联合推出《丹霞石壁・侍郎坦记》专题,敬请关注。
撰稿丨曹利军
整理丨邓华夫
永兴象鼻山 曹小清 摄
侍郎坦的唐代石刻中,有两方石刻隔着数米距离,遥遥相对。一方是李吉甫贞元十九年的北归题记,意气风发;一方是杨於陵元和十一年的南迁题刻,沉郁顿挫。两方石刻,两个家族,两代人,牵出了唐朝中后期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也在丹霞石壁上上演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政治对弈。
这场恩怨的起点,在元和三年的那场科举考试。
北归题记
时任户部侍郎的杨於陵主持贤良方正制举考试。考生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在策文中直言指斥时政,言辞激烈,无所回避。考官杨於陵与韦贯之读罢,赞赏不已,将三人拔为上第。在杨於陵看来,科举本就该选贤任能,容纳直言,这是为官者的底线。
但这一举动,却触怒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在李吉甫看来,考生公然抨击朝政,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他向唐宪宗泣诉,指责考官不公。宪宗虽知内情,却倚重李吉甫的才干,只得将杨於陵贬为岭南节度使,牛僧孺等人也长期不得升迁。自此,杨、李两家结下死仇,拉开了“牛李党争”的序幕。
十余年后,杨於陵被贬为桂阳郡守,途经侍郎坦,留下了南迁的题刻。此时的他,历经宦海浮沉,依旧不改刚正本色。而就在十多年前,李吉甫从郴州刺史任上调回京城,正是在同一个地方泊舟歇脚,携着十一岁的儿子李德裕意气风发北上。同一个岩洞,同一面红岩,一升一降,一北一南,命运的伏笔早已埋下。
到了下一代,恩怨延续。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凭借门荫入仕,以铁腕实干著称。他辅佐唐武宗,对外反击回鹘,对内平定泽潞叛乱,裁汰冗官,打压宦官,开创了“会昌中兴”,被梁启超列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而杨於陵之子杨嗣复,科举出身,秉持家风,以“避嫌自持”闻名。父亲在朝时,他主动避嫌换职;父辈当道时,他不肯越父拜相。后来他成为“牛党”核心,主持科举公正无私,选拔了六十八位栋梁之才。
南迁题刻
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执政,杨嗣复被贬为湖南观察使,不久再贬潮州。一如当年他的父亲杨於陵,踏上了南迁之路。而李德裕也如同当年的李吉甫,站在了权力的顶峰。
历史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复杂性。当唐武宗盛怒之下,一度要赐死杨嗣复时,身为政敌的李德裕却站了出来。他率领三位宰相,在延英殿“呜咽流涕”,竭力劝谏武宗,说杨嗣复罪不至死,不可轻易诛杀大臣。最终,杨嗣复得以免死,改贬他州。
“政见分泾渭,风骨共一脉。”他们可以为了政治理念针锋相对,却不会在生死关头突破士大夫的底线;他们可以是朝堂上的敌人,却同是大唐的臣子。
如今再看侍郎坦上的两方石刻,早已褪去了昔日的刀光剑影。李吉甫的意气,杨於陵的沉郁,李德裕的铁腕,杨嗣复的审慎,都化作了红岩上的斑驳字迹。牛李党争的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两代士大夫的风骨与格局,却如同这丹霞石壁,历经千年,依旧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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