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见高社，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那时，举国上下都有这样一个伟大的行动，这就是大修农田水利建设，也即兴修水库。我高中毕业那年，生产队(也即现在的村民小组)队长安了我一个民兵排长的职位，同时，那一年，正是我县小二型水库------肖家山水库开始兴建的时候。据了解，那时的民兵排长，在挑水库的战斗中，是理当身先士卒的。于是，身为民兵排长不足一个月的我，就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要在肖家山水库冲锋陷阵了。肖家山水库距离我们村近百里，还要穿越县城。记得与村民第一次去肖家山水库的时候，走得我腰酸背胀。到了肖家山水库，还好，我被安排了记数。记得那时挑水库，只有少数人过秤、记数。其他的人，就都是挑泥巴，日复一日的，象一架永远开着的机器。

　　有一天晚餐后，天高云淡，月明星稀，我闲着无事，就在我们住的村里闲走。突然，我碰到了一个地方在开民工大会。我走近那里时，正看到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旁扬了扬剪布用的剪刀，然后对民工们大声说：“同志们哪，你们看看高社驼子吧。他人高马大，吃就神，挑泥巴每天就挑不得一点。请大家看清楚，对不起，我们今天就要给他一点奖赏了。”说着，那说话人捋起了那个叫高社的人的头发，把高社左边的头发剪了去。那名叫高社的人，居然老老实实的站着，象待宰的羔羊，一动不动的。

　　再认真看高社，在一个不太明亮的灯光下，我看到，高社起码有一米八的个子，高出那说话的人整整半个头，眉清目秀，五官端正，要不是他的背有点弯，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十分标准的美男子。

　　可怜的美男子。

　　我忽然对高社生出了某种情愫来。我的眼泪也禁不住地似乎要流下来。

　　在那里，我一直挨到了他们散会。

　　散会后，我立即紧随高社而去。不一刻，我来到了他的身边。我扯了扯他的衣角，说：“你过来一下。”

　　高社很快的瞟了我一眼。也许见我是毫无敌意的，是友好的，所以，他立即跟了我去。我们来到村边，各自选了一块较干净的青石块，用嘴吹了吹残存在地面的尘土，然后，稳稳地坐了下来。

　　“你们那个干部好凶啊，太没人性了。”坐下后，我首先为他打抱不平。

　　“唉，没有办法，”高社叹道，“我的确是这样的嘛。你看，我这么高大的人，不吃，行吗?况且，我还正是吃大饭的时候。但挑泥巴，我真的是不行。我刚刚高中毕业，我哪能挑得那么重。”

　　然后，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打开了话闸子，无拘无束的聊了起来。也不知怎的，我们竟聊得这么投缘，好象我们是一对久别的老朋友。后来，他又建议说：“你能不能把我右边的头发也剪去?也许这样要好些。”我说：“是的，要就都剪去，以免让人笑话你。”说着，我掏出了那与钥匙套在一起的小剪刀。

　　“哎，老兄，你尊姓大名呢?”忽然，高社轻问我。

　　“免贵，姓成，名贵。”

　　“‘秦始皇’的‘秦’，是吗?”

　　“不，‘成功’的‘成’，‘珍贵’的‘贵’。”

　　“哦，我是‘高大’的‘高’，‘社会主义’的‘社’。”他自我介绍说。

　　我知道，在我国，但凡取名叫什么高社、公社的，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五十年代，不是有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吗?取这些名字的人，是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了。

　　“那你是高级社时候出生的，是不是?”我问。

　　“是的，一九五八年，你呢?”高社一面配合着我剪头发，一面轻轻地问我。

　　“我也是五八年的。”我也轻轻说。

　　这是我一遇高社。

　　再说，那时，我们虽然同住扎在珠塘村，但住扎在珠塘村的人很多，又加上珠塘与水库有八华里之遥，又有几条路可走，所以，那晚后，在肖家山时，我们一直再未谋个面。

　　我第二次遇见高社，那是在几年之后。

　　几年后，我国实行了翻天覆地的、惊天动地的、憾人肺腑的改革。这些改革当中，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就是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了。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在神州大地吹动。举国上下欢声雷动。

　　搭帮党的政策好，作为在农村修地球六年之久的我，第一次有了被祖国挑选的权利。我决定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好机会，但我又舍不得工分。于是乎，我在农作之余，拼命地学习，并且，做了不少的学习卡片。劳作时，我一边劳动，一边记知识。记不得时，我再把学习卡片拿出来，瞧一瞧，看完后，又马上揣在衣袋里。就是这样的学习，居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一次高考，我们两兄弟都上线了，这在我们当地，一直成为美谈。为此，我父亲也曾多次情不自禁地十分高兴的对村民们说：“这搭帮党的政策好，搭帮改革开放，搭帮邓小平。要是邓小平来了，我硬是要杀三头猪给他吃(即用最高级别的礼节款待)。”

　　我想，老爸说的是十分对的，是完全正确的。他说的，代表了我们全家人的心声，代表了千千万万学子们的心声，也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那年的一天，按规定，我们这些上了线的考生，必须上县里做体检。那天，我可爱的母亲早早地为我们煮好了早点，叫我们两兄弟吃饱。我们吃饱了早点，带了些钱，我们就赶往公社(即现在的乡镇)所在地了------那时，乡村一级还没有通公共汽车。

　　到了公社所在地，一辆公共汽车上已有了许多人。我与弟弟便急速地走了上去。

　　“成老兄，你好啊!”

　　“是叫我吗?谁叫我?”我在心里说。举目一望，我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啊!高老兄，你好!多年不见，想不到今日有幸我们能在这里相遇了。”

　　“是啊，我们一别几年，一直没遇见。”高社心沉沉地说。

　　“你当民办老师，我又是农民，当然很难碰到啦。”我说。高社当了民办老师，我是听人说的。

　　“好的，不说这些了。”停了停，高社说，“你也是上县里体检的，是吧?”

　　“是的，你也是吧”

　　“是的。”高社说。

　　“这是我弟弟。”接着，我把我弟也介绍给高社了。

　　“你好!”我弟也与高社招呼着。

　　“你好!”高社对我俩兄弟说，“你们俩兄弟真像。老弟也是去体检的吧?“

　　我说：“是的。”

　　“那恭喜你们了，你们双喜临门了!”高社由衷地说。

　　“也恭喜你!”就这样，我们都彼此说着，乐着，祝福着，幸福的笑着。

　　“我们都生活在幸福的海洋里了。“我在心里感叹着。

　　“你打算报那类学校?”忽然，高社问。

　　“师范类，科学技术要振兴，教育是关键嘛。”我说。接着，我问他;“你呢?”

　　“我也是，我还是继续当我的教书匠吧。”高社热切的说。

　　这是我第二次相遇高社。

　　春去秋来，光阴荏苒。想不到我与高社的第三次相遇，却是在三十年之后。

　　那年，我们市文联、市作协、市报社、市电视台联合举办了“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征文大赛。作为长期爱好文学、写作的我，自然是积极参加了。

　　七月一日，大赛揭晓，本人有幸荣获了小说组一等奖。这个消息，市日报登了、市电视台播了。

　　十月一日，是市文联、市作协、市报社、市电视台联合举办“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征文大赛颁奖的日子，颁奖地点，是市电视台演播厅，颁奖大会，在十月一日上午九时准时进行。

　　十月一日八点三十，我早早地来到了市电视台。因为时间尚早，我们这些来得早一点的人，就在休息室里休息。同时，我的眼睛，不时盯着进出口，我想看看，这次来领奖的，有没有我熟悉的人。

　　忽然，我看到了久违的他来了。我阔步走了上去，紧紧握住了他的手：“高社，你是高社书记吧?”

　　“你------”高社深深地望了望我。突然，他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叫道，“你是成贵老兄，成老师成作家，是吧。”

　　“是的。看看，我们一别几十年了。我们都老了，差点你就认不出我了。”

　　“是啊是啊，我们都老了。”高社说。

　　“你还不老。你没有变什么，只是好象发福了一点。瞧，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我说。

　　接着，我们就又热切地聊起了往事。原来，高社师专毕业后，在县四中教了两年书，后来，就调到县文化局，又调到县政府办，又到市政府，现在，他在D县任书记了。他妻子在市医院。儿子在上大学。我为他在事业、爱情、家庭上的十分成功，感到由衷地高兴。我也告诉了他，我中专毕业后，又取得了大专文凭、本科文凭，由小学教师到中学教师，前几年，调到市二中来了。我老婆与我在同一所学校，儿子也在上大学。

　　就这样，我们彼此都高兴着，快乐着，幸福着。

　　突然，我想起了获奖名单上没有“高社”一事，我就又着急地试问他：“想必你老兄也是来领奖的吧?”

　　“是的，我也知道了你老兄得了小说组一等奖，恭喜你!”高社极高兴地说。

　　“那你的作品是------”

　　“《母亲笑了》。”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笑了》是荣获了散文组一等奖的。由此，我又急问他：“那么，‘华尔’就是你的笔名了?”

　　高社面带幸福的喜悦，灿烂的笑了笑，语气十分坚定的道出了他用笔名参赛的原因：“是的，为了避免某些人给我以特殊关怀、照顾，我参加作品大赛，用的常常是笔名。‘华尔’，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笔名。”

　　“据市报报道说，你老兄还出版两本书了，是吗?恭喜你啦!”我紧接着问。

　　“你不是也出了一本大作。”高社答非所问地说，“我在市新华书店买了你的大作了，拜读过了，写得很好。”

　　“你老兄呀，真不傀是谭仲池、张平第二了。”我由衷地赞道。

　　“那里那里，你老兄过奖了。”高社谦逊地笑了笑。

　　“我那点真让老兄见笑了。”在他面前，我当然不能太骄傲。

　　“华尔?”接着，我又想探究起他的笔名来。

　　“‘华尔’，看似是美国华尔街的华尔，但我不是崇洋媚外。”高社解释说;“我取的是它的谐音，‘华尔’，即华儿，意即我是中华人民的儿子。”

　　对此，我又被高社高超的取名能力折服了。

　　忽然，广播响了。广播播出了通知。

　　“通知，请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大赛获奖的同志，马上到十八楼市电视台演播厅参加大会。通知再广播一次-------”

　　我与高社都站了起来。我们与与会者都欢笑着一并走向了电梯间、一并向市电视台演播厅走去。

　　(作者系郴州市桂阳一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