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时

我的名字终于荣幸上了中国作家协会2023年会员发展名单，领导、老师及文朋诗友纷纷道贺，特别是我现在笔下的一主人公郭名修先生要亲自为我设宴举杯庆贺时，让我如沐春风，有种“朽木逢春”的感慨，感动于这迟到的春天里飘来的缕缕清香。

1983年我高考落榜，回家务农，有一次收购了一车春笋卖到沙田镇一个体老板手中，在等老板结账付款的空余时间中，猛然想到高中时的两个同学正在桂东二中复读，校址正好在沙田镇，于是，不顾“泥巴裹满裤腿，臭汗湿透衣背”的狼狈样，跑进学校去见老同学。没想到一见面全然没了往日的热情，而是一阵揶揄：“不读书了，不正好当作家了吗？你可是咱高中时老师唯一一个说作文写得好将来可能当作家的人选呢！”

我真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伤心至极，在感叹自己家庭没这个条件让我复读之时，初次尝到了现实的残酷。

然而，我没有屈服于命运，回到家乡，生活再艰难也没有放弃写作，哪怕卖柴换来的几元钱也背着父母到书店买了“四书五经”。我与当时正在当民办老师的同乡好友邓焱萍，拉一帮小青年创办了桂东县第一个农村文学社——流源文学社，并由我通过刻钢板、油印及出墙报的方式，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山月》。每到赶集的日子，我们便约好到乡政府聚集一上午，学习、交流写作经验，此举得到了乡政府的大力支持，分管教育的副乡长李成模给我们腾出了一间办公室作为我们的活动场地，并且每次聚会时都交待食堂为我们准备一顿午餐。县文化馆馆长郭英忠、创作员赵春石应邀成了我们的座上宾，常常来给我们上课。我们的作品也陆续在其主编的《凤岭》刊物上发表。我的处女作《远处有成才之路》竟然让我收到了一张5元的稿费单，这让我欣喜若狂，要知道，这在当时请个泥匠师傅来盖房子一天工钱也就2元钱，我油灯挑战一晚上竟相当于一个大师傅两天半的收入。

文学让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哪怕点着油灯也没放松学习。1986年，县里准备从教师子女中分别招考12名八年合同制教师和财会人员，我与弟弟同时报考，并以优异的成绩双双名列前茅。但在录取的时候就让当时任县教育局局长的胡昭程犯难了，因为，当时局里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同是教师子女的兄弟姐妹如果同时考上只能取其中一个。他找到我们兄弟俩商量怎么办，没想到我弟弟立马就说：“让哥哥去吧，他还是吃农村粮，我呢，因为农转非已吃商品粮了，年龄又更小，今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再说，一辈子做个会计，这也不是我的理想……”

就这样，我当了一名“八年合同制民办老师”，因为由县里统一安排、统一付报酬，就美其名曰“县统筹民办教师”，工资45元一个月，我相信有了这八年的“缓冲期”一定能走出农村，去做诗和远方的梦想。我被安排在偏远的四都学区任教，在努力教学的同时，不忘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充实自己，通过自考、电大、函授分别获得了大专、本科文凭，完成了从“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的蝶变。与此同时，我鼓励弟弟再去读高中，并想办法把他转到桂东一中就读，使他正儿八经地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不久又考入县检察院成了一名“复合型人才”的检察官。从此，兄弟俩行走在桂东的山水间，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沉稳从容、不卑不亢，报效家乡。

文学大大地促进了我的工作，每次学区统考，如果改卷老师对学生作文的评分有争议，最后的裁决权领导就交给我，我每次都能说出一二三来，让所有的阅卷老师心悦诚服，于是，在教师队伍中，我又多了一个“才子”的雅号，在写作的问题上我有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权。学区里和乡政府要搞什么宣传，写个什么稿子，领导便找上门来，我从来不负众望，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1992年，县里要搜集有关退休教师如何发挥余热服务当地的典型予以表彰，我便把在双溪村小当校长时接触的一个退休老校长张人兵如何回村当村干部的事，一气呵成写成材料通过学区领导上交县里，没想到在县里被有关领导一眼相中，张人兵作为典型受到了全县表彰，还在会上作了发言。学区领导说我材料“写得好又来得快”，便把我调到了学区任教育专干，成了一名专门从事办公室工作的“笔杆子”。期间，我用一块木头雕刻了几个字涂上印泥成了刊头，创办了当时县里教育基层第一张简报——四都教育简报，形式多样、图文并茂地宣传社会尊师重教的典型，宣传教育教学成果，我的文学素养得到了极好地发挥，把身边的好人好事编写成一个个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使简报有了很强的趣味性、可读性。

11期简报就像11朵亮丽的鲜花，立刻吸引了时任县教育局局长胡昭程的目光，就在我女儿出生一百天的时候，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县教育局办公室，专门从事文字工作。我在写工作计划、总结的同时，也不忘向党报党刊、教育报刊投稿，除新闻稿外，也写了一些小散文、小小说、小杂文，时常有“小豆腐块”见诸报端，特别是在我写了一篇杂文《教书坐烂椅》在《湖南教育报》发表后，引起广大教师的共鸣，我的名字随着我的文字在教师队伍里日益响亮起来。有一年，我写了一组有关桂东民情风俗的小散文发表在《郴州日报》上，没想到引起了时任桂东县委书记何文君的注意，求贤若渴的他，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县委办工作，任县委政研室副主任，主编县委机关报《桂东经济》。在县委办八年，我服务了三届县委主要领导，从工作总结、述职报告到领导署名文章的起草，我的思维方式、写作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成了当时县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

2007年，我从“领导秘书”中解放出来，调到县委宣传部当了一名“分管笔杆子”的领导，在宣传部一干就是15年，由于我有文学爱好，又有曾经在县委办八年写材料的历练过程，可以说，我带领几个“徒弟”深入一线采访，亲自执笔布局谋篇，几乎走到哪，典型就树在哪，经验就出哪。从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到三级调研员，让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重拾文学梦，其间我参加了毛泽东文学院第九期作家班的学习，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官险》《色险》《商险》和散文集《遥远的姑娘》，我笔下的胡昭程、方旋等典型人物先后被拍成电视剧和电影搬上银幕。著名作家、湖南省散文学会会长、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原主任梁瑞郴撰文说：“陈应时生活在桂东大山之中，他既有山民的不屈与豪爽，又有山石般的诚信与守诺，他总是直面曾经的生活，敢于触怒权势者，读他的作品，犹见投枪与匕首。”

我曾经向中国作协申报过想成为一名中国作协会员，因多种原因未能如愿，我没有怨天尤人，认为是自己功力还不够。到2022年，我不安于“三调”的悠闲，突然又有了种冲动，想写一部反映中国农村的作品，于是，我向组织递交了“退休”的申请并获批，毅然决然地远走他乡深入企业深入农村进行采访，通过近两年的努力，2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已经“杀青”。我想“作家”这个职业是光荣的，且永远不过时的，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于2023年又递交申请和相关资料，没想到竟然先后加入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中国作家协会”。

从1983年到2023年，因为痴迷文学，一梦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沐浴着文学圣殿的馨香与光芒，我要感谢曾经的生活，感谢曾经的人和事，感谢省市作协对我的关爱和培养。我想，加入中国作协，这喜悦似乎迟来了一点，但迟到的春天毕竟是春天，山花烂漫香如故，我将一如既往地追求“诗和远方”，用我的笔讴歌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桂东县作家协会主席）

一审：何庆辉，二审：李秉钧，三审：陈淦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