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嘎、嘎、嘎”地笑了，在一坵坵铺垫着油菜花的田畴里。一串串的春风追逐着一群群赏花人的笑声，流淌在田野里。

　　每年春节到哑巴姐家“走脚”，她都要“啊、啊、啊”地拽着我去她家村口的菜地“检阅”一番，数点她那一畦畦翠嫩的菠菜、芹菜、莴笋、大蒜等作物，告诉我这是她年前种的，吃不完。并弯下腰去给我拔菠菜、大蒜、包菜等。我用手指比划着，要她不要拔了，她“啊、啊、啊”地笑着，停不下来。每次等我离开时，都要让我带走一些她家的“土特产”。

　　哑巴姐年龄比我大上几个月，我们从小就相依为命。只是命运跟哑巴姐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她在刚学会走路时就因一次高烧夺走了她讲话和听话的权利，成了聋哑人。或许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之情吧，自我懂事起，哑巴姐的人生之路如何走下去就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牵挂。然而，随着哑巴姐一天天地长大，哑巴姐既似村口淤泥田里长出的莲花，娇艳惹人，又像是村后的青松，能挺风傲雪，在村子里干起活来说一不二，有板有眼，被人誉为“男人婆”。

　　记得有年春季的一天上午，我们相约去赶集，路上，哑巴姐见爷爷挑着一担块煤去墟场上卖，她跑过去，抓住爷爷的箩筐，接过爷爷的扁担，挑着就走。爷爷怕她扭伤了身子骨，打着哑语不让她挑，她“啊啊啊”地就往前冲。等她把爷爷的一担块煤挑到墟场进口时，哑巴姐一身就像被人泼了水，浑身湿透了。随爷爷一起去卖煤炭的乡亲一个个都翘起大拇指：“好可惜呀，这么懂事能干，就不该是哑巴了。”爷爷无语。

　　母爱是与生俱来的。有一年春节过后，哑巴姐找了个比她大十多岁的山里男人结了婚，且生下一男一女。全家人都为她庆幸，祝福。有一次，她带着儿子回家探望父母，在吃饭时，三岁多的儿子突然间走失了，哑巴姐丢下饭碗就赶出门去寻找，在村子里找了一大圈没找着，哑巴姐回到家里便“啊啊啊”地大哭起来，泪水炸了一地。见哑巴姐撕心裂肺地哭着，全家人都放下了碗筷，帮她寻找儿子去了。等家人在一口山塘边把她的儿子抱回家时，哑巴姐的脸庞瞬间就像春天里的“喇叭花”，沾满了泪珠，把儿子紧贴在胸口。

　　从哑巴姐的菜畦里回来，她又麻利地给我们做起了饭菜。一个小时过后，哑巴姐便炒出了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红烧神仙狗肉、牛脆肚炒酸萝卜、红烧块鱼、清蒸糯米排骨等特色菜肴。酒席间，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叔说：“你哑巴姐呀，做饭做菜在村里是有名的，有些人家里来了新客还请她去帮忙做饭菜。还有就是每年中秋节包粽子，更是她的绝活，她一个个都包得有棱有角。特别是包‘枕头粽子’，又大又长，别人都包不好，她一到现场，三下五除二，问题就解决了。全村人都佩服得不得了。”

　　在村里，哑巴姐还是个“任性”的热心肠，她与左邻右舍的关系就像山村里的老房子，都敞开着大门，一间紧挨着一间，难分你我他。她家的房子虽然只有二三十平方米，可村里人就是喜欢往她家里挤。冬天，哑巴姐一大早起来，就架好一大炉炭火，使整个房子都暖烘烘的。家里挤满了村民，她从不吝惜自己家地里刨出的花生、瓜子之类的农产品。遇到事闲时，还要把她亲手腌制的坛子菜、腊肉干之类的拿出来陪着大家一起吃“滚茶”，打“平伙”。见大家有说有笑的，她也笑着“啊啊啊”地叫起来，摇头摆脑。

　　哑巴姐房后的茶子花开了一茬又一茬，她那张曾经娇嫩的脸庞也被山地里的霜风雕刻出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痕迹，但她的生命得到了延续。在我们临走之际，她要族人把她已回娘家的儿媳妇接了回来。见儿媳妇挺着个大肚子回来了，哑巴姐的脸上笑得比她房屋后的桃花还要灿烂。她摸着儿媳妇的肚子给我“啊啊啊”地比划说：“还有三四个月，媳妇就要生崽了，到时请你来喝喜酒。”我满心欢喜，点头称是。

　　好久没见到哑巴姐，她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跟我倾诉，一路上“啊啊啊”地给我“指手画脚”，说这户人家有钱，建起了三层楼的小洋房;讲那户人家的小孩有出息，开起了小车子，让老人家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村前房后，哑巴姐见到村民都会“啊啊啊”地打着哑语。哑巴姐的生活过得很是惬意。

　　站在哑巴姐今年新建的楼房前，只见一坵坵铺垫着油菜花、白菜花、草籽花的田畴似床花地毯，一条小溪悠然地从南向北流淌，在花地毯上若明若暗起舞;屋后是一山接着一山的桃花、梨花，红一片，白一片，好一副被春天涂抹的山水画。

　　但愿哑巴姐一生都生活在春天里!

　　(作者：尹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