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的主要功绩在于积有限之社会资源，以兴家业，繁吾中华。故此，我国历史上众多有识之士在生活土都十分注意自身的俭朴，也十分重视对后代的勤俭教育。这种身教言传之精神，成为后人正身教子的楷模。

　　北宋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虽官至宰相，官高权重，但他的生活十分勤勉节俭，“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一生著述宏丰，其名著《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为了使儿子认识到俭以养德的重要，他还以家书的体裁写了《训俭示康》，教育后代力戒奢侈，谨身节用。

　　据历史记载，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也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并耐心细致地给儿子传授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书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和同僚们深受启迪。

　　司马光生活的北宋末期，社会风俗日益变得奢侈腐化，人们竞相讲排场、比阔气，奢侈之风盛行。于是他在《训俭示康》中说道：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大操大办。司马光非常痛恨这种奢靡的陋习。为此，他极力提倡节俭美德，赞扬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援引张文节的话告诫儿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对道德和节俭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有好品德的人乃由节俭而来，因为节俭就少贪欲，有地位的人少贪欲，就不为外物所役使，不受外物的牵制，能走正道;没地位的人少贪欲，则能约束自己，节约费用，避免犯罪，丰裕家室。所以“俭，德之共也”。反之，因为奢侈就会多贪欲，有地位的人多贪欲，就会贪图富贵，不走正道，最后招致祸患;没有地位的人多贪欲，就会多方营求，随意浪费，最后败家丧身。因此，做官的如果奢侈，就必然贪赃受贿，在乡间当老百姓的，如果奢侈就必然盗窃他人财物。所以“侈，恶之大也”。

　　司马光为了让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常常详细列举：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祟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等史事为借鉴对儿子加以训诫。还不断告诫儿子：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其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勤勉节俭的重要性，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司马康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世。

　　今天，我们的生活比我们过去的任何时代都富裕多了。但我们才刚刚摆脱贫困，刚刚踏上富裕的台阶，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起来。而当前的社会中却还存在着一股崇尚物质消费、以浪费奢靡为荣的不良风气，部分富裕家庭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无度，这种无节制的浪费风气正像传染病那样在社会上扩散，已深深影响着下一代。勤勉节俭是兴家繁国的法宝，挥霍无度必将祸害家业，殃及国家。所以，为了家业兴旺，国家强盛，我们必须努力培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勤劳、俭朴的高尚情操。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广大人民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才能真正到来，才能尽早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作者系袁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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