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文脉·苏仙岭传②丨三绝碑：千年文脉的知己回响
【开栏的话】
苏仙岭的名胜古迹“三绝碑”，因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而起，如今又有了《苏仙岭传》的笔墨添彩。9月9日，郴州市委宣传部、市林业局、市国控集团共同举办《苏仙岭传》新书首发暨郴州旅舍复馆仪式，引发各方关注。
《苏仙岭传》以“山水为骨、文脉为魂、时代为韵”立意，希望成为读懂郴州的窗口、留住乡愁的载体、文旅融合的助力。为此，湖南日报社郴州分社与《苏仙岭传》作者、郴州市作协主席王琼华联合推出文化专栏，以飨读者。
《苏仙岭传》 王琼华/著
惺惺相惜的灵魂相遇，终在苏仙岭的石壁上凝结成 “三绝碑” 这跨越千年的艺术瑰宝。它如一位沉默的见证者，静立在郴江两岸的青山之间，既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情与悲戚，也铭记着伟人的惦念与时代的回响。
苏仙岭“三绝碑”
一
苏仙岭的奇珍虽多，但真正能镇住这座山的，唯有那方三绝碑。“三绝”本是个灵动的概念：或是碑文、书法与刻工三者皆精，珠联璧合；或是文章、书法与所颂之人的德政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抑或是文、书、石三者皆奇，自成一格。无论何种形态，文章与书法的双绝，始终是其立碑传世的根基。
天下“三绝碑”不在少数，但若论名气最盛、故事最富传奇色彩的，还得是苏仙岭这一块。它能从尘封中“重见天日”，还要归功于伟人的惦念。
1960年3月12日，毛泽东来湘视察。在长沙大托铺车站的专列上，他接见了当时湖南省、地、市委的负责同志。当他知道陈洪新是郴州地委书记时，便饶有兴味地问道：“郴州有个‘三绝碑’，你看过吗？”陈洪新回答还没看过。他老人家接着说：“郴州过去是个不毛之地。宋朝有个秦少游，此人有点才华，但不得志，被流放到郴州，给了个什么小官。他很不满意，写了一首《踏莎行》。”接着，他朗朗有韵地随口背诵起来：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三绝碑碑文
他一字不落地背完这首词后，又风趣地指出：“他是牢骚满腹，看不到光明前途。后人把这首词刻在一块石头上，号称三绝碑。”说完，他亲切地看着陈洪新问道：“现在郴州不同了吧，你看怎么样啊？”陈洪新激动地回答他：“现在很好，我很安心。我们一定要把郴州建设好，把郴州地区的工作搞好。”
毛泽东的惦念，如一束穿透历史迷雾的光，照亮了这方尘封的文化瑰宝。他对秦观词的精准解读，对三绝碑的关注，体现了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审美取向。正是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为三绝碑的前世今生写下了最动人的注脚。它不仅是宋人文艺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民族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
二
“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当苏轼写下这句悼语时，心中定是翻涌着失却知己的巨大悲恸。这位比秦观年长十余岁的北宋文宗，与秦观的相遇相知，本就是一段流传后世的文坛佳话。
秦观的祖上是南唐武将，少年时的他也曾怀揣“上马击狂胡”的壮志，因此取字 “太虚” ，冀愿气凌苍穹。然而不久后，他便察觉自己的天赋不在武学，而在文学。《浮山堰赋》《郭子仪单骑见虏赋》等佳作接连问世，让他更清晰地认清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而在这条道路上，最耀眼的光芒，便是苏轼。
年轻时的秦观是苏轼的“铁杆粉丝”。他曾遍游湖州、扬州、杭州等地，沿途搜集苏轼的诗文，夜以继日地研读，甚至连行文风格都刻意模仿。26岁那年，机会终于降临：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途中恰好经过秦观的家乡扬州。
秦观一心想拜见偶像苏轼，却又顾虑唐突失礼，于是琢磨出一个巧妙的法子。他提前在苏轼必定会游览的一座寺院里，模仿苏轼的笔迹题了一首诗，落款直接写下“苏轼”二字。苏轼登山来到寺中，读到这首诗时连连赞叹其精妙，可看到落款却不禁心生疑惑：“这是我写的诗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他“果不能辨”，一来是因为秦观的模仿实在惟妙惟肖，二来也确实是苏轼佳作众多，偶尔也会记不清自己过往的作品。
几日后，苏轼途经高邮，专程拜访友人孙觉。孙觉身为秦观的恩师，早有意为弟子引荐，便取出秦观的数百篇诗文，请苏轼指正。苏轼读罢，恍然惊觉：“这文风，与寺中题诗之人定然是同一人！”文字作桥，二人虽素未谋面，却已悄然成为灵魂知己。
后来，经黄庭坚的舅舅李公择牵线，秦观不远千里赶赴徐州拜谒苏轼。初次相见时，秦观便献上一首诗：“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他还盛赞苏轼 “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 ——这番话既道出了苏轼在他心中的分量，也精准契合了苏轼追求纯粹、不恋尘俗的本心。苏轼何等通透，当即回赠《次韵秦观秀才见赠》。一来二去，唱和之间，两人的情谊愈发深厚。
苏轼对秦观的才华极为赏识，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举荐。一次友人聚会时，苏轼先抛出下联 “露花倒影柳屯田” ，随即自对上联 “山抹微云秦学士” ，又用带着四川口音的腔调高声朗诵秦观的《满庭芳》，令秦观的名气迅速传遍文坛。后来得知秦观家境贫寒、父亲早逝，苏轼便劝他“应举以养亲”，为他指明了“为养而求仕”的人生道路。
可北宋的党争旋涡，终究没能放过这对知己。秦观身为“旧党”，屡遭打压，先被贬至处州，后又被削去所有官职，流放郴州。对士大夫而言，这无疑是最沉重的惩罚。满心悲凉之下，他在郴州苏仙岭麓谷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踏莎行·郴州旅舍》（本文中诗文内容与“三绝碑”所刻保持一致，后文不赘述）：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树。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大赦天下，渡海北归的苏轼在雷州与历经劫难的秦观重逢。两人相见，恍如隔世。秦观曾在《江城子》一词中写道：“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苏轼问及他近来的词作，秦观连忙取出呈上。当苏轼读到 “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时，眼眸微微一动，反复吟诵此句，过了许久才叹息道：“这句写得真好，道尽了世间的无奈。”他心中清楚，秦观词中的悲戚，正是自己此刻的心境。
苏轼不愿见秦观消沉于此，便邀他同游雷州，希望通过寄情山水来消解他心中的郁结。然而这份相聚太过短暂，不久后秦观便猝然离世于广西藤州。苏轼在北归途中得知噩耗，仰天恸哭道：“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他称秦观为“异代之宝”，不仅送银五两为其斋僧超度，更在扇面上写下 “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八字，道尽了知己难再得的深切痛惜。
这份纯粹无瑕的情谊，为苏仙岭三绝碑埋下了伏笔。苏轼的惜才之心与执着之念，让秦观的词作得以流传后世；两人宦海沉浮的相似经历，又赋予这些词更厚重的生命力。他们的友谊如同一把双刃剑，既为秦观带来文坛荣光，也令他深陷政治旋涡，然而若无这份际遇与深情，便不会有后来那方震撼人心的三绝碑。文化的传承，往往承载着这般沉甸甸的人生代价。
三
三绝碑的第三绝，在于米芾的笔墨。这位北宋书法大家与苏轼、秦观的情谊，同样始于艺术的共鸣。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米芾在江淮担任发运司属官时，得知北归的苏轼已抵达仪真（今扬州仪征），当即动身前往探望。见苏轼气色欠佳，米芾便劝他在此休养，并为他寻得环境清幽的北沙东园住下。然而没过多久，苏轼便身染疾病，肺燥干咳，饥而不欲食。米芾见状，每日登门探视，还送来自己调制的麦门冬饮子。这是以麦冬为主料，搭配苎麻根、甘草制成的饮品，具有益气养阴之效，是宋代颇为流行的养生良方。
苏轼深受感动，提笔写下《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一枕清风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诗中既有病中的孤寂，亦有对米芾情谊的珍视。“北窗眠”化用陶渊明归隐的典故，似暗含着对世事的淡然，又隐隐透着一丝不祥的预感。果然，这便是两人最后的相见。
此时距他们黄州初识，已近二十年。
当时，苏轼谪居黄州，“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心境落寞之际，米芾特意登门拜访。那次相见，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风云际会”。谈及绘画，米芾好奇问道：“先生画墨竹为何自下而上一笔至顶，而非一节一节勾勒？”苏轼笑答：“竹生长时，本就不分节啊！”此言点醒米芾，两人交流也愈发投机。苏轼当场赠米芾一幅《枯木怪石图》，米芾视若珍宝，直言：“先生画中枯木盘屈、石头奇峭，并非写实，而是心中郁结的抒发。”这份精准解读，让苏轼认定自己遇到了真正的知音。
黄州相会不仅让米芾与苏轼结下深厚友谊，更彻底改变了他的艺术人生。此前，米芾的书法虽博采众长，却始终未能跳出唐人藩篱。苏轼建议他“专学晋人”，米芾听后潜心钻研，书法技艺由此突飞猛进，终成一代大家。苏轼后来也盛赞米芾书法：“米书超逸入神”“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
两人的情谊，全在笔墨与性情之间。元祐年间，苏轼回京休假，家中高朋满座，却唯独不见米芾，便写信给他：“我这里人多不得出，君能来乎？甚思你。”字里行间的亲昵，可见二人友情之深。还有一次，苏轼途经米芾为官的雍丘，米芾特意备下两张案几、无数笔墨，摆上三百张纸，却将酒菜置于一旁。苏轼见状大笑，两人每饮一杯酒，便展纸挥毫，直到黄昏，酒尽纸完，才尽兴而归。
苏轼病逝后，米芾重返北沙东园，触景生情，写下五首挽诗。“将寻贺老船虚返，欲近要离烈可亲”，道尽寻访不遇的怅然；“六合著名犹似窄，八周御魅讫能旋”，盛赞苏轼声名之盛与风骨之劲；“曾借南窗逃蕴暑，西山松竹不堪过”，则满含对故友的深切思念——连西山的松竹，都似在为苏轼的离去而悲戚不已。
米芾与秦观，虽不及他与苏轼那般情谊深厚，却也因共同的艺术追求与苏轼的引荐而结缘。二人同列“西园雅集”，米芾还曾为秦观的《龙井题名记》作跋，文字往来间，情谊日渐深厚。米芾性情孤傲，能入他眼的人寥寥无几，却对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情有独钟。他从苏轼的扇面上读到这首词，被其凄切婉丽的意境深深打动，叹服于秦观的炼字功力与词作意境，不禁感叹：“郴江绕山，情随水远；迁客孤馆，愁寄潇湘。此地山灵水秀，更藏迁客幽思，诚为文人寄怀之佳处！”当即挥毫泼墨，写下了那幅被后世誉为“元章笔”的书法杰作。正是这秦词、苏跋、米书的完美融合，让三绝碑有了真正的灵魂。
四
淮海词，东坡语，元章笔，素号“三绝碑”。骚人词客，得之宝惜。余来守是邦，首访旧刻，把玩不置。因谒苏仙山，少憩白鹿洞口，偶披蓁而上，有泉出乎两山之间。于是草创小亭，环植桃栽。追思唐孙会“何异武陵之境”之句，慨悟少游“桃源望断知何处”之所咏。乃命工以其词镵之石壁，当与此景同传不朽云。
这段跋文出自南宋咸淳年间郴州知州 邹恭 之手，正是它为我们揭开了三绝碑落户苏仙岭的谜底。邹恭是福建邵武人，其父邹应龙为状元，祖父为他取名“恭”，意在告诫他“境由己造，待人以敬”。邹恭果然不负所望，不仅为官勤勉，更有着深厚的文化情怀。
咸淳元年（1265年），邹恭赴郴州上任，甫一到任便四处寻访当地文脉。他在城中发现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的旧刻，虽心生欢喜，却觉其未能尽显“三绝”风采，档次稍显不足。次年春日，邹恭前往苏仙岭拜谒，于白鹿洞稍作歇息时，偶然拨开丛生草木向上攀登，忽见一股清泉自两山之间涌出。他当即心生悦意，在此修建小亭，周围遍植桃树，春日花开之际，清泉潺潺流淌，竟与唐代孙会《苏仙碑铭》中“氛氲晚花，何异武陵之境”的意境不谋而合。
置身于这如桃花源般的景致中，邹恭忽然领悟了秦观 “桃源望断知何处” 的怅惘。眼前这份清幽美好，不正是秦观当年苦苦寻觅的桃源吗？于是，他下定决心，将三绝碑的原碑拓片重新摹勒于白鹿洞的大石壁上，以“镵之石壁”的方式，让这件艺术瑰宝得以“传不朽”。
邹恭的跋语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在他来到郴州之前，当地便已有“三绝碑”的“旧刻”。这足以表明，郴州人自古便有珍视文脉的传统。唯有不俗之地，方能孕育不俗之物；而这不俗之物，也唯有立于这般清幽雅致之处，才能与之相得益彰，流传千古。
五
苏仙岭三绝碑的传奇，并未止步于古代。1965年3月，陶铸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前往郴州视察工作。当晚，地委书记陈洪新汇报工作时，提及了毛泽东关心“三绝碑”的往事，这立刻引发了陶铸的浓厚兴趣。
次日清晨，春光明媚，山花烂漫。陶铸约上陈洪新，一同登上苏仙岭。行至三绝碑前，他驻足良久，一字一句吟诵着秦观的《踏莎行》，时而颔首，时而感叹。他对身边的陈洪新说：“苏仙岭要好好建设，突出地方特色。”随后，他提出了一个构想：要让苏仙岭形成“头戴帽、腰结带、脚穿靴”的独特景观。所谓“头戴帽”，便是保护好山顶的混交阔叶林；“腰结带”，即于山腰遍植四季常青的杉木林；“脚穿靴”，则需保留山下郴江河岸的果木林，使整座山宛若仙人般雅致。
当晚，不顾一天的劳累，陶铸欣然命笔，依秦观词韵反其意，填下一首《踏莎行》：
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何似人间处？不须惆怅怨春寒，万人欢唱朝阳树。
桥跃飞虹，渠飘练素，英雄此际无重数。郴江虽仍绕郴山，流向稻香长不去！
陶铸素来严谨好学，初稿完成后，他广泛征求意见，自己也反复推敲修改，最终定稿：
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今在寻常处。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
桥跃飞虹，渠飘束素，山川新意无重数。郴江北向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
其中“渠飘练素”改为 “渠飘束素” ，与“桥跃飞虹”的“飞”字形成巧妙对仗，一字之改，更显匠心。
不久，《羊城晚报》与《诗刊》相继发表了这首词。郴州人将陶铸的词文镌刻成碑，置于三绝碑的护碑亭内，并附上跋语：“感其遭遇之不幸，因益知生于社会主义时代之有幸，乃反其意而作一阕，以资读该词者作今昔之对比，而更努力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秦观的《踏莎行》，是个人命运的悲叹，是 “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的迷茫与哀怨；陶铸的《踏莎行》，则是时代精神的颂歌，是 “郴江北向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 的豪情与信念。两首词同地异时，同调异情，跨越千年形成深刻对话。秦观聚焦个人失意，格局虽小却情真意切；陶铸着眼集体成就，境界宏大且意气风发。
有人偏爱独自品读秦观的词与三绝碑，感悟那份浑然天成的孤寂与才情；也有人喜欢将两首词对照来读，看苏仙岭如何从古代文人的精神寄托化作新时代的建设画卷。其实无论哪种读法，都能触摸到三绝碑的魅力。它不仅承载着苏轼、秦观、米芾的知己情谊，更见证了不同时代的文脉传承与精神碰撞。
责编：冯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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